[3]例如，第4条第1项的规定是，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
践行合作规制范式的前提即在于明晰具体的合作要义，既应将跨区域政府部门间的区际协作和同区域相关政府部门间的部门协同纳入合作范围，也应将来自非政府部门的公众参与列为合作规制的关键面向，以充分利用各类相关公共资源而切实提升所涉规制活动的成效。四、类型化适用要义：多元主导与阶段互动规制模式类型的平衡适用 合作规制的类型化适用要义旨在基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场域中合作规制所涉主体、行为过程命题，就多元主导型与阶段互动型合作规制展开分类、叙述和选择[54]，进而探究其可能的策略性、能动性和阶段性[55]之平衡适用进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单一模式类型适用可能诱发的规制结构异化、扭曲与侵益性风险。
[39]胡宜：《解读合作困境的四个维度》，《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9]张德智：《政府与社会间合作治理的实现途径研究》，《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11期。区域性公共问题协同规制作为一类特殊问题，除彰显合作规制事项本身的复合化要素结构外，往往还延伸至以区域治理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区域行政法[51]命题。进而，在该类统筹政府职能部门的积极、主动引领下，其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多中心、多元化行动主体，应秉持具有凝聚力和治理方向共识[29]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积极开展着力于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广域合作。该类行为逻辑旨在凸显彼此间的平等对话与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强化所有参与规制者的意见表达与个体价值实现，而切实激励规制行为的自主化创新。
传统行政机关的机构建制[27]进路往往置于条块管理体制下，依循既有部门架构来配置相应权力抑或根据既有权力配置状况来决定相应职能事项的划分。该命题下灵活而充实的行政机关[36]所做出的行政行为，往往基于合作共赢的共识性行动策略，在多向度、多维化的权力运行体系下，非仅依赖命令服从式单向度权力管制而成就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以凸显其适用领域的广延性与适用结果的实效性。尽管如此，治理理论仍有非常独特的逻辑。
但是关于重大行政决策机制问题，三级指标都只涉及重大行政决策制定一个环节，而未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的调整与执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法治政府概念，并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实施纲要（2015—2020）》在指导思想中就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09年1月1日，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正式实施。
治理概念源于希腊语kybernan，意思是领航，引导或指挥，后被翻译成拉丁语gubernare，意指船长在大海航行中掌握方向的行为，对应的英语Governance可以翻译为统治、控制。如果对指标体系的局限性没有清醒的认知，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实践后果。
比如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市县指标体系》的指标100中要求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等指标体系，且分值权重不低于总分值的10％。在中国，服务概念一直是行政法基础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南方与北方地区而言，民营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就有明显差别。比如法治政府建设时还需要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进行建设等。
法治政府建设不同阶段面临的外在环境和具体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都没有找到严格定义概率并将其公理化的有效途径。因此，考评指标除了反映阶段性的要求外，还应反映前期建设观念，以巩固已有建设成果。特别是当评估单位无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时，就给满分的打分规则，明显对大城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职能部门有失公允。
但只有在依法建设阶段严格法治主义才是压倒性的主导概念。这是因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的法治政府建设更需要整体视角，更需要顶层规划和一体实施，更需要党的全面领导。
正是在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用法治手段才能将国家、政府和社会进行一体化建设。（３）适应性命题：是否根据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来设计指标。
即有法必依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前提也是有法有依。宪制虽是维持法治的前提条件，但狭义的法治政府建设其实不必关联政治性、管理性变革。综上，法治政府建设从1993年到2010年的工作重点在于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即尽快建立和完善可依之法，以推动法治政府的尽快建成。为了更好地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体系也应升级换代。比如2019年９月１日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直接影响了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市县指标体系》中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二级与三级指标。但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有其局限性。
现实和理论都决定了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必须倚重法治手段。（２）系统性命题：是否通过法治方式来确保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
1999年9月22日党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２．数据与现实的可靠联系来自对建设目标的深刻理解而非抽象的统计学原理 概率论是统计学科学性的保证。
虽然关于善治的界定存在争议，但一些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些操作性的定义。例如，世界正义工程2014年法治指数报告宣称其关于法治的操作性定义基于四个原则，而这些原则源于被全球广泛接受的标准。
具体表现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时都要求向社会公开，强调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方式。如《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中制度建设的量化指标包括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报备率和报备及时率、规范率均达100％，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审核率、统一发布率均达100％。（２）选择指标的构建标志，给出操作性定义。比如围绕国家改革大局，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指标也需要进行的重点调整发挥以评促建的功能。
另外，关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及监察机关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也没提及更没有提供这些机构之间产出与投入之间互动的评价方式。故建议指标设计时不能一刀切，而且每年的指标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指标对应起来评估。
要避免这种过于主观性的趋向，应强化测评方法的客观化，并对可客观化观察的指标赋予更高的分值而非根据指标平均分配分值的传统做法，才能一定程度防范评估时描述的过度主观性。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对于工业基地城市，应为其预留发展空间，生态文明、社会、法治指标不能过于严苛。《市县指标体系》虽然没有公布各项指标的分值、权重和评测方式。
从技术角度来看，指标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统计数据。但从观念角度看2010年《法治政府意见》已发生明显变化，除了偏重政府各项制度建设之外，还包含了许多为实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目标的内容，并与世界银行提出善治观念不谋而合。多元治理结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整体性的保障。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提出实现依法行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根据这三份重要文件，可将法治政府建设分为三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是注重规范制订和执行的依法建设阶段。该学说的提出被视为德国的新行政法学的开端。
以执法考核为例，截至2010年，全国有16个省级政府、45个较大的市政府，建立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落实责任追究。各个封闭沟通网格借助特殊的编码和程序，不断进行内向的建构。
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学界对依法行政中立法的倚重都说明立法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方评估专家给出的分数偏主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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